（下篇）他在709位开国少将中名列279，只因一个生前约定死后尽享哀荣
慷慨立下生死约
当夜幕又一次降临，刘秉彦和旷伏兆在宿营地小屋里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说了句：“走，去外面聊聊。”
两人在几个警卫员的跟随下，缓步徐行，来到村子外的一片树林边上，老部下任子木的死，又成了他们此时的话题。
谈起早晨掩埋任子木时的感受，刘秉彦脱口而出道：“为革命而死，也只能如此简易。”
接着，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对政委念叨：“老旷，你知道吧！任子木是民国六年（1917）生人，比我小两岁，周岁才29呀！这个人有文化，也勇敢。是司令部最得力的一个参谋。今年6月，分区组建平南支队，我从野战军一回来，就想到把他派去当参谋长，主要考虑到老任是个将才，不下去带部队，职务也上不去。你看这才下去几个月，老任干得正起劲儿，就这么没了，这就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太可惜啦！”
“是唦！我也大意了哩！冇（冇mǎo，江西方言：没有的意思）想到子木同志受了致命的伤。看上去不打紧，一下子就牺牲了。”
旷伏兆也感叹道。
接着，他又想起前几年开展地道战的一件事：
“哎——秉彦哪！我记得四三年夏天，咱们十分区研究总结地道战的经验。就是派了任子木和高荣同志到米南庄（今属雄县米家务镇）去搞试点的啵。结果哩，他们和朱泽民（任时二联县委书记）、魏树华（米南庄党支部书记）这两个地方干部，配合得相当默契，发动当地骨干很快就搞成了。这个任子木点子多得很，地道搞得很科学，打鬼子硬是发挥了大作用哩！”
就这样走着，聊着，刘秉彦和旷伏兆都觉得有些心潮起伏。
他们停下脚步，都不说话了，两人抬眼向远处望去，共同感受这个倾心相谈的夜晚。
月光，静静地洒在村外的田野，风不紧不慢地吹拂着，说不上柔和，但也不那么硬冷。如果不是处在狼烟四起，动荡不安的年代，这当然是一种恬淡祥和的画面。置身于这平原的秋夜，幽静而旷远的平原，人的思绪也会像水银泻地般的月光一样，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
在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月夜，31岁的司令员和32岁的政治委员，却都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生死问题。
过了一会儿，政委又开口说道：
“人为革命而死，我们这一生冇（没有）带来么子（什么）东西。死了也只能赤条条地走。这是革命者最光荣的下场！”
他激动地说着，深深吸了两口清凉的空气，又亲切地叫了一声司令员的名字：
“秉彦——，我二九年参加革命，三二年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过来，打日本，打老蒋，遇到哩格危险，数也数不过来。三四年跟着队伍打湖南军阀，右边肩膀叫子弹打穿昏迷了，医生把我哩抢救过来，三五年我当团副政委，被敌人伏击，左肩又让子弹打了一个洞。死了几次又活过来，可是我却很少想到自己要死。”
说到这儿，旷伏兆稍稍停顿了一下，朝正听他讲话的刘秉彦扭过脸去，加重语气又说了一句：“今天，我就在问自己，以后死在么子地方？”
“老旷，虽说你只大我一岁，但你是老革命。我是抗战那年才离开学校投笔从戎，回蠡县老家拉队伍打鬼子的，这十来年也没少经历出生入死，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掉下来。我也没考虑过死了以后怎么办。”
接过政委的话头，刘秉彦也不禁回想起自己遭遇过的几场生死考验。
抗战初期，他担任独立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有一次到一个村子开展工作，正赶上鬼子扫荡，挨家挨户搜查。那时还没有地道，眼看躲不过去，刚好有一户村民的女人因为难产死了，在准备下葬。老百姓情急之下，就把尸体从棺材里抬出来，草草掩埋，再把刘秉彦放入棺材，为便于呼吸，还在棺材上打个洞，插一根用空心的向日葵杆做成的招魂幡。然后当着鬼子的面把棺材埋入坟中。两天之后，鬼子走了，才刨开坟墓把他救出来。
即使在刘秉彦当了十分区司令以后，也时常与死神擦肩而过。四三年他指挥大部队在固安县和霸县胜芳镇连打两个漂亮仗，鬼子汉奸发了狠，知道这位八路军司令喜欢亲自带领小股部队打穿插，终于找准机会重兵围困，死死咬住了他所带的一个连。
“哎呀！老旷，你知道，那回我们被鬼子三面围住，三天三夜脱不了身。我身边的一个警卫排全部牺牲了，鬼子从远处逼上来。我一看跑不了，就在脸上抹了几把血，钻进死人堆里才躲过去。后来还是你带着部队赶到才解了围。”
刘秉彦说着，忍不住向一旁的旷伏兆投出感激的目光。
“老旷，你是我的好政委！说心里话，十分区在整个晋察冀边区，一直是对敌斗争最残酷的地区。可是这几年我和你搭伙计，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心情最愉快的几年。咱们的部队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干掉敌人四五千，自己伤亡也不少，还开创了“模范抗日根据地”。什么感情能比上这生死之交的战友情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旷伏兆听罢也很感动，他高兴地说：“啊哈！司令员我的同志哥哎！你可是喝过北京大学墨水的大知识分子哩！要说我这个小裁缝出身的政委哩，能和你一起战斗，配合那么好，也是组织上带来的缘分唻！你莫看我冇上过几年学，可是咱们在一起，这几年我文化水平也蛮有长进的啵！”
刘秉彦又感慨道：“这平（京）、津、保三角地，是咱们的人鲜血洒得最多的一个地方。”
说到这儿，年轻的司令员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突然向同样年轻的政治委员提议：
“我们两个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三角地带的老百姓站岗。你看怎么样？”
“那我们离得太远了哩！”旷伏兆立刻回答说。
他的脸上露出了生死不离的表情。
“我们如果在一场战斗中死呱啦，就同战士们埋在一起，连棺材也不要，清风明月共一丘。我两个人和大家在另一个世界，也可以随时开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唦。”
上学不多却好读书的政委，被他的司令员的上述提议所感染，一股豪情在心头涌动，同时也勃发出浪漫的诗意。
刘秉彦马上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生死同穴，随时准备这样做。咱们死后一定要埋在三角地带。”
接着，他又补充说：“还要栽一棵树，见树思人嘛！”。
“好！就这样定了。”旷伏兆右手握成拳头，用力在胸前晃了晃。
“栽什么树？一定要松树。唔个松树不怕寒冷，不怕风雨，很像我们共产党，彻头彻尾，都是乐观主义的精神哩！”
他又自问自答似的解释说。
刘秉彦接过话茬，赞同地表示：“对！一定要松树。我的意见是马尾松或者油松。松树全身都是宝，可以榨油、提炼松香，生命力顽强，最有纪念意义。将来咱们如果战死了，埋的时候像任子木那样的门板也不要了。把人体当作肥料，一个人养好一棵树，不就是一个革命吗！”
“那肯定是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 长期做军队政治工作的旷伏兆善于总结，当即给他们的想法下了定义。
就这样，在1946年10中旬冀中平原的这个夜晚，两位情同手足的将军，在这战火纷飞的间隙订立了生死之约。
约定在这里成为永恒
这次月夜畅谈之后，刘秉彦和旷伏兆又并肩指挥部队，共同奔向华北解放的战场。
1947年11月，他们因工作和职务变动分开了，去了不同的单位。
刘秉彦先是调任冀中军区二十旅旅长，随后升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十九军第二0五师师长，先后参与指挥了固安、胜芳、唐河、保定、大清河、平泉、青沧、平津等战役和战斗。
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率部赴朝轮战，指挥志愿军防空部队在清川江、大同江、沸流江“三江”大桥保卫战中击落敌机107架。
旷伏兆先后调任华北军区六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纵政委，及第六十七军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和太原战役。
1950年年底，旷伏兆也率部赴朝参战，被任命为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第六十七军政委。1951年，第六十七军先后粉碎了美韩军队的“夏季攻势”与“秋季攻势”，歼敌17000余人，1954年，旷伏兆升任十九兵团政委。
1955年我军授衔时，刘秉彦和旷伏兆双双步入开国将领的方阵。
中将旷伏兆，回国之后，先后任国家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空军副政治委员和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
少将刘秉彦，回国后担任军委防空军副参谋长。
两位已退休的八路军后代，在米家务烈士陵园刘秉彦事迹展览室合影留念。背后墙上陈列着刘秉彦将军年轻时的照片。
在1955年首次授予的我军709名开国少将中，693人均为红军时期入伍的资深老革命，仅有16位属于抗战爆发后参军的“三八式”将领，凭借其军政双优的骄人战功和当时担任的重要职位光荣入列，刘秉彦即是这16人当中的一位▲。
1957年，刘秉彦带军职调入国防部五院，这是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刘秉彦担任负责导弹研发生产的副院长。之后，又分别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先后与钱学森、刘亚楼、王秉璋、谷景生、刘有光、王铮等人一同开创领导了新中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并被中央认定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文革中，他遭受迫害，被七机部“军管会”点名指控为“坏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直到1975年才被“解放”。
晚年复出，先是被任命为“第八机械工业总局”局长，执掌我国战术导弹工业，组织实施了我军历史上第一种机载反辐射导弹——“风雷”7号的研制生产，并为海军航空兵成功研制出一款打击敌人航母的“杀手锏”武器——“鹰击6号” 空舰导弹。
1979年6月，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王震、张爱萍、余秋里等中央领导人批准，将八机总局升格为八机部。同年9月，经全国人大五届十一次常委会议通过，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机械部”。
令人不解却又耐人寻味的是，在八机总局已掌舵四年的刘秉彦，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担任八机部部长。上面从外交部调来一位此前在伊朗当大使的老同志焦若愚，将其任命为主管战术导弹工业的八机部部长，而刘秉彦则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
他这个八机总局德高望重的一把手，就这样变成了八机部的二把手。
对刘秉彦而言，自建国以后，此类领导角色的转换，似乎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宿命：五十年代防空军撤销，他被调去筹建国防部五院，并协助钱学森主持五院工作，等五院组建完毕，各项管理上轨道了，来自空军的将领被任命当了院长，刘秉彦在领导岗位上，由主角变成配角，工作中却仍然要挑起大梁。后来，在三机部和七机部也大致如此，到了八机部就更是这样。
一些老部下免不了为他抱屈，但刘秉彦本人却毫无怨言，实心实意地辅助部长焦若愚投入到八机部的工作中。
1979年到1981年，在焦若愚完全放手的支持下，刘秉彦带队或随团出访，参与了其中几次赴西欧国家考察的重要活动。为打开国外市场，在刘秉彦主持下，八机部报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专做导弹生意的“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当年即收获海外订单7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外汇收入。由此开创了中国导弹工业对外技术引进及产品出口的新局面。
1981年岁末，调任河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2年8月，任河北省代省长，时年68岁的刘秉彦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未料9个月后，中央开始大力推行干部年轻化政策，最高层领导人点名指定共青团系统的老部下——时任河北省委常务书记张曙光担任省长。
刘秉彦退居二线，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由此成为河北省历史上任职最短的省长。
然而，自建国之后几十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刘秉彦和旷伏兆这两位当年冀中十分区的司令员与政委，虽然没有机会在一起共事，但他们从未忘记过战斗的情谊和那时的约定，彼此都在关注着对方。
1996年6月4日，旷伏兆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离休后定居河北的81岁的刘秉彦，闻讯立即从石家庄赶到北京金沟河路1号旷伏兆的家里，紧紧握住老战友夫人许更生和子女们的手，急切地问：“骨灰怎样安排？”他随即告诉旷伏兆的家人：“你们知道吧！我和老旷五十年前有个约定……”
曾经当过八路军女战士的许更生大姐哽咽着回答：“伏兆从前对我说起过这个约定，我马上就向中央打报告，伏兆的骨灰不去八宝山，也不回江西老家，请求批准按照你俩的约定，让他葬在咱们冀中老区，魂归三角地。我将来走了，也会随他而去。”
刘秉彦忍不住老泪纵横，他用力点点头，连声说：“好！好！我看就葬在抗战时期我们十分区机关长期驻扎战斗过的雄县米家务吧！让老旷先走一步，在那里等我，也不会太长时间了。”
女作家徐然是旷伏兆将军的女儿旷平原的好友。徐然的父亲马建民抗战期间曾任冀中十分区所属的中共霸县县长，母亲杨沫（经典名著《青春之歌》作者）当年曾任十分区《黎明报》的编辑，都是旷伏兆、刘秉彦两位将军领导的部下。因为父辈的这层关系，徐然见证并为此写下了以下感人的文字：
后来，历史便有了这样一组镜头：从那个遥远的秋夜，时间沉沉已过了50年，地点仍是两位青年将军共同守护过牺牲的参谋的冀中大地。虽然50年后又回到这里的刘秉彦已须发皆白，虽然此时到来的旷伏兆已是遗骨，他们却始终依守承诺——1996年6月10日，一位将军先于另一位，回到他们相约的大清河边站岗守卫了。
81岁的刘秉彦默默注视着无边无际的冀中平原。
“这儿放老旷，我以后和彩云（刘秉彦夫人李彩云）在那儿。”
司令再一次信誓旦旦地与政委相约。
旷伏兆将军铜像。
旷伏兆走了两年之后，1998年7月21日，83岁的刘秉彦将军同样因心脏病突发随之而去。
他的骨灰，亦按照当年的约定，安葬在距离旷伏兆将军墓地只有几米远的地方。
至此，一代英雄相伴长眠在昔日的战场，他们终于将这约定凝成了永恒。
又是十几年过去。
2014年10月，刘秉彦将军百年诞辰的日子即将来临，笔者为撰写他的传记，专程来到河北省雄县米家务镇学校旁的那座陵园。
在刘秉彦和旷伏兆信守生死之约的两座墓旁，后人栽种的松树已是枝繁叶茂。两人的塑像矗立于各自的墓前，陵园左侧还建了一座纪念馆，陈列他们的生平事迹。
每逢清明节前后，总有大批群众和京城“红二代”络绎不绝，赶来献花祭奠。
老人在刘秉彦将军墓前献花。
有谙熟中国政治生态的老人们说：“刘秉彦当年打仗厉害，一辈子都是高才干练之臣。他在官场上虽然职务有点个憋屈，但是对自己的后事安排却棋高一着极有智慧。你看在北京，多少将帅高官生前风光无限，去世以后顶多也就是把骨灰盒挤放在大房间的架子上。与刘、旷二位享有的陵园相比，身后的哀荣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刘秉彦是将军，也是文人，典型儒将风范。纵观其一生，无论置身何处，境遇如何，都不曾消磨掉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的气质，喜书法，善饮酒，好诗文，留下大量或豪兴逸飞或情真意切的诗篇。即使文革中被人诬陷进了监狱，也不忘面壁长吟，赋诗抒怀。
请看这首1970年元旦写于北京黄寺监房的《七律——新年忆酒》：
大雪纷纷未报春，楚囚何敢望香醇。
航天勋业竟中断，京国安危空系心。
慷慨难歌且俯首，高吟曼舞待来人。
过年惟有水当酒，不见梅花梦里寻。
刘秉彦83岁去世之前担任的最后一个非荣誉性质职务，是河北省诗词协会会长。他逝世后，诗词协会送来这样一幅挽联：
军功著，政声廉，德隆望重，赤子常怀报国愿，社稷民生，万机日理，寤寐操劳，征天火箭兴燕赵；
诗韵清，笔锋锐，天纵奇才，将军永沸左联情，中华文化，一念系心，临终遗训，誓筑神州风雨楼。
如今，当我追寻着这位已故老人的生平足迹，探询他从一介书生到抗日英雄而成长为开国将军的时世造化；回顾他作为中国导弹行业核心领军人物之一的神秘历程；审视他离奇蒙冤却无端忏悔的所思所想；嗟叹他主政一方短暂春秋的壮志和遗憾……透过岁月时空，我似乎感受到了他的信念荣耀与意气风发，他的杀伐决断与诗情豪兴，他的披肝沥胆与忍辱负重，他的人文情怀与仗义执言，以及鲜为人知的思想的光芒，功勋卓著却被淡化遗忘，才智出众却未能充分施展。
献花陪伴的刘秉彦将军塑像。
除此之外，也有儿女情长，也曾英雄气短。
还有，还有……
这种种一言难尽的现象及本质，其实是某个类别的高级干部在这一体制中的宿命。
时过境迁，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回放曾经的往事，来解读本书主人公命运中的那些偶然与必然，再一次展开那个大时代所呈现的风云画卷。
▲注释：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评衔条件非常严格。据说当时评功授衔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不创不帅/不红不将/不抗不校/不战不尉。即参与创立红军某个方面军的元老级主帅，才可授元帅衔；红军时期参军的高级干部才可授将官；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中高级干部才可授校官；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参加过战斗的干部，才可授予尉官。但对于战绩与功劳特别突出的军官，也有破格授予将官军衔的，55年授衔时即特选了16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并已走上军职岗位，军政双优的同志授予少将军衔。
他们分别是: 王兰麟、李震、仲曦东、李耀文、梅嘉生、刘春、张秀川、李曼村、马卫华、孙端夫、李福泽、殷希彭、黄远、张西三、高存信及本文主人公刘秉彦。